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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学术期刊的“参考文献”与“注释”究竟有何区别
2016-05-19 08:34 骆晓会 中国知网

文科学术期刊的“参考文献”与“注释”究竟有何区别

骆晓会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湖南 株洲 412007)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刊物编辑格式的规范化工作,正在全国,尤其是高校学报中展开。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1]的各种规范化要求中,其中推行难度颇大并又引起人们争议的,大概就是文科学术期刊中参考文献的著录了(这里所说的“争议”,主要表现在目前各刊物各搞各的那一套;虽不排除有同行间相互口头上的议论,却很少撰文正式讨论这个问题)。其著录之所以难度较大并引起人们争议,其中主要原因是“参考文献”系从西方学术界和自然科学领域引进,与中文习惯,特别是中国文史传统不相适应。问题的焦点即现在要求在学术期刊著录的“参考文献”,究竟与以往人们习惯用的“注”、“注释”、“注引”有无区别或有什么样的区别?也就是由于编辑或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不一致,所以即使我们随便翻一翻国内各著名大学1999年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其参考文献及注释的著录格式也真可谓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这显然违背上述“规范”分布者的初衷。因此,笔者特撰此文,对此认真进行讨论。以图抛砖引玉,就教于各位学者和编辑同仁;并盼能促使社科学术期刊参考文献著录进一步规范化和更具操作性。

1 什么是规范化学术期刊的“参考文献”与“注释”?

要弄清文科学术期刊的“参考文献”与“注释”究竟有什么区别,首先必须给“参考文献” 和“注释”下个确切的定义,即到底什么是CAJ-CD的“参考文献”和“注释”?

本文不想也没有必要去彻底弄清“参考文献”和“注释”的来历或对此作详细考证。但有一点却有必要说明,即“参考文献”这一概念是从国外引进,并首先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推广的 ;现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自然有些不适应和给人以异样的感觉。而“注释”是中国历来有之,也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它最早被用于对儒家经典和释老之说的注释,也用于中国学人自己著书立说时引经据典,避免被人认为离经叛道而带来麻烦。但随着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传入,特别是现代国际著作权观念的传入,中国学术传统中的这种“注释” ,越来越多地带有了西方及前苏联学术著作著录“参考文献”的目的和内容。故有不少中国现代学者的学术著作,其“注释”干脆又叫“注引”。即大多数是标注引文、观点、材料的出处,而这些出“处”自然基本上都是“文献”性质。换句话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包括目前学术界大部分学者专家仍在用的“注释”,与CAJ-CD要求著录的“参考文献”实际上并无什么大的差别。

那种舶来的“参考文献”和现代中国学术著作中的“注释”的“注引”性质,均共同包含了 两层意思:一是论有所据或引经据典;二是尊重别人的劳动(著作权)。但现今要推广的学术 期刊的“参考文献”与中国传统的“注释”不同的是,它已将原来包含在传统“注释”意义中的对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2]之功能分出,单独使用,并沿用了中国传统学术概念“注释”一词。由于CAJ-CD对这种变化未明确提及,这样就导致了许多的歧义或误解。

其中歧义最大或误解最深的,就是不少学者和编辑并没有理解“注释”含义的今昔变化,仍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义域已经大大缩小的“注释”概念,与中国传统的“注释”等同。这其中表现最多的,是将论文中引用的有关原始资料、古代文献等仍纳入“注释”,而不视为或不编入文后的“参考文献”;有的则将“参考文献”中应含有的尊重别人劳动问题只理解为著作权意义,故因古人或年代久远的文献已失去法律意义上的著作权,所以也将其列入“注释”,而不列入“参考文献”,以示“区别”;有的学术刊物(包括不少重点大学的学报) ,则干脆一方面将所有参考过的文献统统按过去传统方式方法标“注释”,另一方面又将所有参考过的文献,以“参考文献”为题,重复著录在文后,既没有按有关规定从正文中直接引出,与正文中的指示符号不一致;又给人一种挺别扭的感觉。

笔者虽曾注意过这个问题,但在编辑本校1999年各期学报时,思想和方式方法也是很混乱的,上述不规范的现象都出现过。现要认真地来研究这个问题才发现,其实学术期刊的这种“ 参考文献”,在国家有关标准(GB7714-87)[3]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即称之为“ 文后参考文献”。其定义简单明了,即“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引用的有关图书资料” (CAJ- CD)引用和参考过GB7714-87)。从这一定义可知,凡是引用他人的或前人的(自然包括古人的)甚至是作者自己的著作,都是属于“参考文献”的范畴,都应在文中出现的地方予以标明,并在文末列出参考文献表。这项工作也就叫“参考文献著录”。而作为对期刊论文正文中 “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的“注释”,一般不涉及论著引用的有关图书资料;并且格式上一般作“脚注”或“文中注”。

退一步说,即使单纯从著作权(版权)这一角度说,古人的或年代久远作品的著作权虽已经不存在,但现代人著立说引用的古文献多半是重版或再版的,这也存在要尊重重版或再版作品的编辑者及出版者的版权和劳动的问题。所以文后“参考文献”理应著录古文献及其再版的编辑者和出版者及出版年代。

2 目前国内著名大学学报参考文献著录方式方法的发展趋势

在随手翻阅国内著名高校1999年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时,发现虽然多数学报在参考文献的著录问题上仍然很不规范,平时在与一些兄弟院校学报编辑同行私下交流这一问题时争论也颇大;但是,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的社科版学报,其著录方式方法已日益趋向一致。虽然不清楚这些刊物的编辑们是否“不谋而合”,但这些学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确是越来越清楚了的。即都将期刊论文引用的所有图书资料,无论是今人的还是古人的,是研究著作还是原始资料,是电脑激光排版还是古代刻本,均列入文后参考文献表,同时注明版本及出版年代,并将引自同一文献但不同卷、编或页码,标注到正文中相应序号的后面。特示几例如下:

例1(引用古代版本一次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4]:

[4]佚名.瓯北先生年谱:乾隆十九年[Z].光绪三年滇南唐氏重刊《瓯北全集 》本.

例2(文章多处引用同一现代文献但不同页码)[5]:

(1)正文:

鲁迅在给傅筑夫、梁绳的信中提及:“中国人……因众皆信之也。”[1] (P66~ 67)关于此是否“新神话”……

(2)文后参考文献表:

[1]鲁迅书信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例3(文中多处引用同一古代文献但不同卷、编)[6]:

(1)正文:

秦丞相李斯曾描述了“督责之术”:“夫贤之者……何变之敢图。”[1](《李斯传》)专制君主署置百官……

(2)文后参考文献表: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例4(文章多处引用同一古代文献但不同卷、编及页码)[5]:

(1)正文:

其中说到“……我欲击碎竹如意,恨无西台洒涕泅。”[25](卷8“艺文”,P22) 而当时……

(2)文后参考文献表:

[25]缪燧(修),陈,等(纂).康熙定海县志[Z].175.

例5(文中多处引用同一古代文献但不同卷、编)[7]:

(1)正文:

(唐太宗曾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1](《旧唐书·太宗本纪(上)》),晚年却难免怀有祈求长生之心。

(2)文后参考文献表:

[1]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这些国内较权威的大学文科学报,对文科学术期刊参考文献与注释二者关系的认识已基本明确,对参考文献的基本著录格式也日趋一致。这都是很好的现象,为社科期刊的进一步规范化提供了榜样。当然,这几家学报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也不尽相同,还需继续努力探索,使其更合理、更易于电脑操作和检索。

3 关于参考文献著录进一步规范化的建议

从上文所举几例也可看出,即使参考文献著录做得比较好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学报,仍存在明显的不规范、不适当之处。如例5不标古代文献的作者是不规范的,而正文中重复标出“旧唐书”的书名似无必要;例2、例3、例4正文中参考文献标注的格式,其标点的位置不适当,应将引文句末或参考文献序号前的标点,放在参考文献序号和所引文献卷、编或页码的后面(但若序号和文献编、卷或页码都用比正文小的字号,并标在右上角则另当别论)。像例2的标注形式应为:

“中国人……因众皆信之也”[1](P66—67)。关于此是否……

综合上述样榜学报,并根据笔者的经验和体会,觉得文科学报参考文献(特别是古代文献)的著录除要严格遵守CAJ-CD之外,还应进一步按下列格式规范:

1)文后参考文献表

①古本文献

[序号]著者.文献题义·卷或篇名[文献类型标识].版本(包括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如果多次引用同一文献,则应改在正文中标注卷或篇名。这里还要强调说明的是,参照GB77 14-87的规定:一是文献出版年采用公元纪年,并用阿拉伯数字著录;若有其他纪年形式的,可将原有的纪年形式置于“( )”内,如1705(康熙

四十四年);二是出版年无法确定时,可依次选用印刷年、估计的年代;三是出版地、出版者不清楚按规定是应注明“不详”字样的,但因很多古本文献均无出版地和出版者,故可省略,只需注明有关纪年乃至朝代和印刷方式即可。如“康熙刻本”、“明万历石印本”等。

②现代再版古代文献

[序号]著者.文献题名·卷[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2)正文中多次引用同一文献的序号和卷或页码,均标注在右上角,并比正文小一字号。如 :

“……因众皆信之也”。[1](P66—67)关于此是否“新神话”……

“……何变之敢图。”[1](《李斯传》)专制君主署置百官……

参考文献:

[1]CAJ-CD B/T1-1998,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S].

[2]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S].1996.

[3]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S].[4]尚小明.论清代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及其影

响[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5):50-60.

[5]杜正贡.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6):10-19.

[6]袁刚.隋朝监察制度述论[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6):142-147.

[7]介永强.唐代服食风气述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4):77-82.

作者简介:骆晓会(1954—),男,湖南宁远人,株洲师专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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